转载自现代农业 Modern Agriculture公号（2023年7月31日）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大力发展农业，用占世界7%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我深感使命在肩。从钻研土壤地理，到投身盐碱地改良和中低产田综合治理实践，再到苦苦求索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片刻不敢停歇。
一
思想源自实践，不同时代的不同实践孕育不同的思想内涵。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研究生学习和四年自然资源科学考察，为我走上土壤治理道路奠定了基础。1953年，我有幸成为我国建立研究生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师从土壤农业化学系李连捷教授。他是我国土壤地理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第一届学部委员（院士）。所谓土壤地理学，实际上就是研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土壤的空间分布规律及禀赋，这对于农业等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为了“摸清土地的家底”，为大规模经济建设作准备，由李连捷负责对东北、西藏和新疆的考察。导师“一对一”地精心设计，为我规划和铺垫了一生的学术蓝图。他一方面严格要求我学好专业课，且“听课就要听最好老师的课”；另一方面敦促我到社会实践中作研究。先是安排我在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第四纪地质组参加科学考察，请刘东生先生（我国第四纪地质学科创始人）协助指导野外工作；后又让我在以他为队长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科学考察队担任秘书，还代为负责土壤组考察达三年之久。四年两次的科考，让我能够接触、亲近和认识大自然；让我有机会与地质、地理、水文、地貌、植物、农牧等多学科接触；让我在科学家群体中工作生活，耳濡目染地陶冶科学家的情怀与素养；让我学会如何制定科研计划、考察制图、总结写作以及理论提升……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悟出，原来自然界的这些地学要素是一个有着密切内在关联的有机整体，逐渐形成了以地貌为代表的“地学综合体”学术思想。这是一次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20年后，我到黄淮海平原主持区域规划工作，又使出了多学科要素融合的招数，对黄淮海平原的形成与第四纪演变、古地球化学与盐渍地球化学、水文与水文地貌、地貌与土壤等绘制了17幅图，以及综合性的《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规划区规划图》。
二
理论与实践只有在结合时，才能绽放出绚丽光彩。地学思想的二次升华是20世纪后期土壤治理中产生的“半湿润季风气候区盐渍土水盐运动理论”。我国真正适宜农业生产的耕地面积约1.2亿公顷，仅占国土面积的12.5%。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所以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实际上也是土地问题。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黄淮海平原是我国第一大平原和主要粮仓，自然条件却十分复杂，旱涝盐碱交相危害，农作物产量低而不稳。怎么给这片土地“治病”？在参加新疆综合科考时，我对盐碱地的成因等进行了一些研究，不禁思考：土壤盐渍化是全球干旱半干旱气候条件下的产物，怎么会出现在半湿润季风气候条件下的黄淮海平原呢？原来问题出在黄淮海平原年降水集中于夏季而冬春干旱，所以才有春旱返盐，夏秋渍涝。说不清水盐运动规律，就无从谈治理。为此，1962年我在京郊大兴县设了土壤水盐运动定位观测点，一个月采一次土作分析，早上出发、天黑才回，如此四年不辍。1973年6月，时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分管农业）、农大老校长王观澜专门委派我们年轻教师到河北邯郸曲周县土壤盐渍化最严重的“老碱窝”张庄村一带建“旱涝盐碱综合治理试验区”，为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治理作试点。“水盐运动”思想被重新点燃了。我们在400亩重盐碱地上，设置了以“春不旱秋不涝，土不返盐，地下水变淡”为目标的水盐调节系统。经过四年调节试验，张庄大队盐渍土面积由87%减少到12%，粮食亩产由158公斤增加到717公斤，总产量由17万公斤增加到了79万公斤。后来，试验区面积一扩再扩——从原来的400亩，到以张庄为中心的4000亩，再到曲周县北部的23万亩。1978年，国家发布《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其中黄淮海盐碱旱涝地区等低产地区的综合治理被列为第5项。这是一个在农林部等6部委共同主持下，历时20年的大型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曲周试验区脱颖而出。到1987年，试验区粮食总产达到6765万公斤，棉花总产达到369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不足百元提高到1500元。1979年，我被安排主持制定“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区划”，随之任“六五”和“七五”科技攻关项目专家组组长和首席科学家，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地学综合体”和“水盐运动”思想。在1985年召开的国际盐渍土改良学术讨论会上，我首次提出了“半湿润季风气候区盐渍土水盐运动”理论。由外国专家负责起草的《会议纪要》中写道，“对中国科学家提出的半湿润季风气候区盐渍土水盐运动及其调节的有关理论以及采用灌溉、排水、农业、林业对区域水管理的综合治理盐渍土的办法予以肯定。与会科学家认为，中国人民应为此成就而自豪”。
三
结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是农学人必须面对的课题。过去农业技术落后，几千年来归根到底还是靠天吃饭，粮食产量有限，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缺粮问题始终存在。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经济十分困难，每年还要到国外购买几百万担粮食。美国观察家莱斯特·R·布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谁来养活中国》，认为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当时我们都很讨厌这篇文章，因为我们坚信“中国人能自己养活自己！”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其中就包括深化农业科技革命、全方位提高土地生产力。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区综合治理的显著成效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研究成果还获得了199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在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1983年新增“松嫩—三江平原”，1986年新增黄土高原和北方旱区，1990年再增南方红黄壤丘陵区，逐步在全国形成了以黄淮海平原为“龙头”的五大中低产田综合治理区。国家科委1998年出版的《中低产田治理与区域农业综合发展》一书中指出，“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沙薄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研究是国家最早设立的区域科技攻关项目，也正是它的成功，创造了适合中国农业科研实际的新型模式——综合试验区，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1987年，国家计委邀请我在一个工作会议上介绍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和开发的情况与经验。后来得知，这是一次制定《区域综合治理和农业开发计划（1988-2000年）》的工作会议。《计划》以黄淮海平原、松辽平原、三江平原、黄河河套灌区、河西走廊、湘南、赣西南以及沿海滩涂等10大片作为重点农业综合开发区，涉及20个省市、3.8亿人口、4.7亿亩耕地，投资高达540亿元。此《计划》成果斐然。据国家计委发布的资料，1988年至2000年间，全国新增粮食生产能力中，这10大片占到66.1%，为改变我国几千年的缺粮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农业改革和科技攻关不断深化下，粮食生产稳中向好。如今，我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昔日诘问不攻自破。
四
既然粮食已连年丰产，口粮已绝对安全，为什么进入新时代后，还要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人们常以为粮食安全就是保障14多亿人吃饭，其实只有1/3左右的粮食是供人食用的口粮，还有大部分主要用于饲料和工业原料。近年来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肉蛋奶吃得多了，口粮吃得少了。因此在谈粮食安全保障时，必须综合考虑“口粮安全”与“饲料和工业用粮保障”。在这方面，我们还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化肥用得太多、饲料粮和工业用粮对外依存度还比较高、粮食进口占比还有30%等。怎么解决呢？首先，“三句不离本行”，从战略层面和广义角度来讲，我觉得还要坚持以“土”为本。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坚守，同时现有的耕地中，还有巨大的土地增产潜力亟待释放。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我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破除各种机制性和技术性的限制，实现农田既高产又稳产。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保护好、发展好富含有机质的黑土地。第二，通过提高种粮比较效益以保障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些年政府做的主要有加大种粮补贴、化肥补贴、提高收购粮价、减免税负等。农业是个特殊产业，政府补贴是正常和必需的，世界各国皆然。但只靠补贴不行，且政策的激励效应也在衰减，根本之道还在于提高种粮自身的综合经济效益和培育农民种粮的“造血”功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粮食加工链条上扩大农民的参与及获利程度，发展农林剩余物的综合开发产业（如秸秆能源产业）等。这样也能更加有效地引导和鼓励农民转向生产一些重要或特色农产品。第三，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业之所以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就在于其不仅与吃饭问题直接挂钩，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产业，关乎从事农业生产的数亿人口和整个社会的公平与稳定。新时代的粮食安全问题必须放到“三农”现代化这个大框架中来考量，必须在农业观和农业产业结构上有一个深刻的反省，进行一次飞跃和革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低收入、低附加值的发展方式。正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要“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在2018年世界粮食日，我因黄淮海平原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的成绩，获评全国首届“粮安之星”。未曾想到，几十年前自发在京郊研究水盐运动，就好像是亚马逊蝴蝶抖动了一下翅膀，引发了一部华夏大地贫土变沃土的鲜活连续剧。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如今，我虽已年届九旬，每天仍坚持学习和写作四个小时，以期为后来者提供更多启发与参考。
